|
《被高調(diào)》，這是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3月7日發(fā)表在科學網(wǎng)上的一篇博客。這篇博文迄今獲得了近兩萬的點擊量，且被轉發(fā)引起廣泛關注。
這篇博文的緣起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青年報(微博)記者采訪代表委員中的部分中科院院士，探究2011年院士評選中饒毅和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落選的真正原因。
當時，在采訪饒毅時，他先是提出沒什么好說的，然后說：“除非有人有說法，我可以回復。”
饒毅和施一公所參評的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和醫(yī)學學部(以下簡稱生科醫(yī)學部)一共有128名院士，他們中有投票權的八九十名院士決定了誰能成為新科院士。在兩會代表委員中，僅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就有12名生科醫(yī)學部院士。
2011年的院士評選可能是近年來最受外界關注的一次，饒毅和施一公兩個學界明星的雙雙折戟，引發(fā)了輿論對院士評選的熱議。兩人為何落選至今仍眾議紛紛，有持“國籍說”的，也有持“回國時間太短說”的，還有持“私人恩怨說”的。
但截至目前，生科醫(yī)學部除曾益新院士公開發(fā)表了外界看不出傾向的回應外，只有一位不愿具名的院士稱是因國籍問題，而其他掌握有投票權的院士的聲音暫付闕如。
兩會上，中國青年報記者尋訪了生科醫(yī)學部具有投票權的數(shù)位院士，除兩位不愿接受采訪外，有3位院士對此發(fā)表了看法。但新科院士是由具有投票權的相關學部院士投票投出來的，一人一票，每個院士都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作出的決定。所以，接受采訪的院士所列舉的看法，沒法代表其他院士通過投票作出抉擇所依據(jù)的理由。
或許，這3位院士道出了兩位優(yōu)秀科學家落選院士的一些因素。但要探究饒毅和施一公落選的真正原因，必須逐個采訪或抽樣調(diào)查那些沒有投贊成票的院士，而這是無法做到的。因此，他們?yōu)楹温溥x院士永遠是一個謎。
水平?jīng)]問題，國籍被認為是落選的首要原因
對于饒毅和施一公的學術水準，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院士都作出了正面評價，認為符合院士的標準。
全國政協(xié)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副主任朱作言院士稱：“我首先肯定，他們兩個都是非常好的科學家，就我個人而言，他們的科學水平是毫無疑問的�！�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孟安明院士稱，對兩人的水平，“學術上沒有什么可爭論的”。
某知名大學教授、中科院生科醫(yī)學部不愿具名的A院士坦陳在院士選舉中給兩人都投了贊成票，“(他們)學術水平?jīng)]問題，國內(nèi)的科學家也都認可”。
此前，美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也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稱，饒毅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他甚至表示，“其學術水平不僅遠在同領域的第二輪候選人之上，也高于部分院士”。
對于饒毅和施一公先后出局的原因，接受采訪的院士們認為第一因素仍是國籍問題。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院士章程”均明文規(guī)定，院士候選人必須具有中國國籍。
孟安明院士說，饒毅在教育部那里是出了線的(饒毅屬于由歸口初選部門教育部推舉的院士候選人)，他也參加過教育部投票，“但是事實上當時存在一點問題——他們的國籍，在推薦的截止期還沒有弄明白，雖然他申請放棄美國國籍，但是申請放棄，美國國務院那邊要正式通知，同意你放棄(才算數(shù))”。
朱作言院士也稱，國籍問題“可能也有些影響”，“他們的中國國籍還在(辦理)過程當中。如果一年以前就完成了手續(xù)的話，我估計情況會好得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2月，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執(zhí)委會秘書長曹效業(yè)回應媒體稱，兩人落選院士與“國籍”無關。曹效業(yè)稱施一公和饒毅的國籍沒有問題，并稱公安部給過一個函，說明從某年某月某日起，兩人具有中國國籍，但相關手續(xù)還沒有辦完，中科院學部主席團經(jīng)過討論后，認定他們擁有中國國籍。
A院士說，雖然有部委出函說他們正在解決國籍問題，“第一輪大家還比較理解，認為他們正在辦手續(xù)，也許等到證實以后，國籍問題就應該已經(jīng)解決了，所以第一輪投票過后施一公上去了。施一公上去的時候也是非常危險的，饒毅排在下面，就卡住了”，沒有進入第二輪。
A院士說，到了后面，大家對國籍這個問題還是有看法�！皣栏駚碚f，沒有解決就沒有選舉資格。施一公到了下一輪，等到投票的時候大家一討論，國籍問題最終還是沒有解決”。
但據(jù)了解，施一公到第二輪投票時已經(jīng)出示美國國務院國籍取消通知。
饒毅2011年11月的博文指出，近十幾年來，生科醫(yī)學部還曾將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選為院士、且迄今仍有不止一位院士未放棄外國國籍。
他在回應中國青年報采訪時稱，在院士候選表上，他本人出示的是公安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證明”，上面有公安部鋼印。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八條規(guī)定，“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獲得批準的，即取得中國國籍”，“這說明復籍證明是唯一能夠證明入籍日期的法律承認的文件”。
回國時間短、貢獻少也被列為落選原因之一
除了國籍問題以外，在國內(nèi)呆的時間太短、貢獻太少也被當做兩人落選的因素。
此前，中科院院士、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饒毅和施一公剛從國外回來不久，“能對中國科學做多大貢獻呢？關鍵在這一點”。
確實，《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也載明：“對于長期不在國內(nèi)工作的院士候選人，在堅持院士標準的同時，還應特別考慮其對國家社會、經(jīng)濟和科學技術事業(yè)發(fā)展所作的貢獻”。
饒毅2007年9月從美國西北大學(微博)醫(yī)學院神經(jīng)科教授的崗位上全職回國，施一公2008年2月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的崗位上全職回國。
在饒毅落選后，施一公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我個人認為饒毅的學術水平非常高。他不是高產(chǎn)型的科學家，但他的每篇學術論文分量都很重�！�
記者檢索到的數(shù)據(jù)顯示，饒毅2005年就帶中國國內(nèi)研究生發(fā)表中國25年來第一篇《細胞》論文，2007年以后在《自然》及其子刊上發(fā)表文章4篇。
但有院士稱，在國外工作的人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發(fā)表論文比在國內(nèi)工作的人相對來講要容易一點，國內(nèi)由于學術不端事件頻發(fā)等問題，導致國際影響大的雜志對中國內(nèi)地學者的論文評判標準更嚴，發(fā)表起來更難。“如果這樣的話，以后大家都不在國內(nèi)好好做，跑到國外去，國外的條件好、氛圍好，我都去做好了再回來申請(院士)，他這樣合不合適呢？”
還有院士稱，學術水準如何，也不能完全靠論文數(shù)量，“全世界發(fā)表論文的人那么多”。
孟安明認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還要強調(diào)對中國科學做了多少貢獻�！氨热缯f，他在國內(nèi)干了十年或二十年，我們不說他發(fā)表了高水平論文，他有可能培養(yǎng)了高水平的學生。而且，他入選了，水平相對來講應該是比較好的�！彼f，從兩人回國時間看，“可能有的人覺得時間比較短。就是說對中國的直接貢獻，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A院士也稱，確實有些院士有想法，認為他們沒有回國真正做出多少事情來，同時認為，如果說學術水平高的話，國外多得很，“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們回國沒做多少事情，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們回國以后不是踏踏實實地做事情，反而占用的資源太多”。
A院士稱：“真正踏踏實實地為中國科技改變面貌的是一批比他們回來更早的人，當時并沒有跟國家提出多少要求的人，中國科技出現(xiàn)現(xiàn)在的局面不是他們兩個做了多少(工作)�！�
此前，王曉東院士認為，饒毅對于中國科學發(fā)展的貢獻，不僅體現(xiàn)在他自己的學術研究上。他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稱，從1996年起，饒毅就協(xié)助推動中科院上海神經(jīng)科學研究所的建立、合作建立和共同主持中科院上海交叉學科研究中心、協(xié)作建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這種參與，不僅海外無人企及，國內(nèi)也極少。
批評科技體制被認為是走憤青路線
另有院士對兩人在學術之外的活動有微詞。
從2004年起，饒毅和魯白、鄒承魯在《自然》增刊上發(fā)表過有關科技體制的文章，回國后，他又多次在博客上及接受媒體采訪時批評國內(nèi)科技體制以及學術界風氣。
引起反響最大的是2010年饒毅和施一公聯(lián)合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的評論，他們稱：“中國政府投入的研究經(jīng)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從理論上講，它應該能讓中國在科學和研究領域取得真正突出的進步，與國家的經(jīng)濟成功相輔相成。但在現(xiàn)實中，研究經(jīng)費分配中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chuàng)新步伐。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
他們的舉動獲得了不少好評。他們落選后，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副院長、協(xié)和醫(yī)科大學副校長曾益新院士在公開回應中稱：“他們不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關注國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發(fā)表過許多的意見和建議，對于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他們的觀點激發(fā)了大家的反思和討論，這無疑對中國的科學事業(yè)是有利的。”
但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有院士稱饒毅是在走“憤青”路線，稱他“高調(diào)”，“發(fā)幾篇文章好像就能解決中國的科技問題？他說的那些根本是不切實際的”。
對此，饒毅回應：“如果我說的不切實際，其他人就應該提出切實際的方法，怎么老是看不見？”
另有院士稱：“真正的科學家希望靜下心來做事情，不是去跑到網(wǎng)上去說話。如果三天兩頭地在網(wǎng)上寫這樣那樣的東西，還哪有時間來做研究呢？”
饒毅回答：“我從來就認為做研究是好玩，我從來不做‘刻苦狀’，我寫科普和科技政策批評文章，在海外沒有影響我做科學研究，如果我真是天天玩還比他們做得好，應該汗顏的可能不是我�！�
饒毅：我為何“被高調(diào)”
雖然以上看法并不代表所有院士作出投票抉擇的依據(jù)，但A院士認為，據(jù)他看來，對兩人沒有投贊成票的，主要是出于上面這些原因。
對于回國時間短、貢獻少的說法，饒毅的博文說：“不僅以前當選有時間短的，就是這次(生科醫(yī)學部)的第一名，回國(的時間)并不比我們長多少，而肯定比我在國內(nèi)做事情的時間少很多，且他在美國不過剛剛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
饒毅在博文中指出，生科醫(yī)學部本年度當選者，與往常一樣，多數(shù)做基礎研究，以科研論文為代表性成果�！笆┮还氃趪鴥�(nèi)發(fā)表的優(yōu)秀論文遠多于中國任何科學家”，“有人提出不能以論文取人，而論文數(shù)量和質(zhì)量遠不如他的人，并無論文以外的貢獻，卻當選院士”。
對于“寫博客沒有時間做科研”、批評科技體制是“憤青”的說法，饒毅稱：“在我回國前，我就親眼目睹幾個老院士圍著科技部的處長賠笑臉。我們2004年的文章批評科技部以后，很多人，包括院士，在科技部官員面前能站得直很多，這是幫助中國科學家，還是不務正業(yè)？”
饒毅稱，這就是文化差別。中國目前的文化，是做科研要顯得刻苦奮斗、對人要顯得低眉順眼、對上級要顯得唯唯諾諾。這些正是他反對、而且認為要掃除的文化陋習。饒毅認為，樂觀積極，是中國應該多提倡的。
事實上，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獲知有院士評價其“高調(diào)”的聲音后，第二天，饒毅就發(fā)表了博文《被高調(diào)》。“我兩種事情說的多，一種是科普，一種是推動風氣改變，這兩種都是做。如果生物院士自己‘貢獻’良好風氣、或反對不良風氣，我就不用做這件事情了。他們不做，也希望我不做，我覺得這是典型的偽善。”
他直言不諱地稱，他看不起很多批評高調(diào)的院士。他說，他們做了院士以后，沒什么人能壓制他們，但這些院士并不因此就做良心驅(qū)使的公德公益事�！叭绻麄凖R心協(xié)力，堅持一段時間，批評和消除科技界的不良風氣，應該是可以有一些作用的。但他們很少出來，證明人一旦妥協(xié)，一旦為私利找到借口，就不會在得到穩(wěn)固的地位后為公德作貢獻。”
他在博文中寫道：“我?guī)灼唵蝺嚎菩再|(zhì)的批評文章，顯得高調(diào)。有權力、也應該有義務的院士們，常常在不良風氣面前很清高，不吭氣、不作為，是我‘被高調(diào)’的重要因素�！�
“高調(diào)不是壞事，對壞事低調(diào)才是壞事�！� 在這篇博文數(shù)百條表示支持的評論中，有網(wǎng)友這樣說。 |
